第十五章
黄青被叫到了皇宫。
这次不是他主动去请安，而是仁宗皇帝派入内黄门强行把他拽过去的。
入内黄门，全称“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”，负责伺候皇帝皇后日常起居，也担任使者出宫宣布中旨，或者被派去监督外朝事务。
官职不高，从九品，却是皇帝身边亲近的人。
这人嘴有点严，打听半都没给自己一个准信，只圣上今日不高兴，让他注意点。
完还自以为透露了大的秘密，眼巴巴的看着黄青，准备讨个赏，就差直接伸手要了。
他知道这位爷最近有钱，出手贼大方。
黄青没搭理他，给钱也不是这么给的，这特么已经形成惯例了，太监帮忙传旨见皇帝，或多或少都要给一些。
他打算等到皇帝面前再表演，现在正琢磨着仁宗皇帝又在生哪门子气，还专门找上自己。
仁宗皇帝为啥会不高兴？
既是为了皇亲国戚挖自己墙根的事，也有埋怨黄青的意思在。
他认真调查过邕王和兖王私设石炭场的始末，后知后觉的才琢磨出味道来，原来上次黄青拐弯抹角就想两个藩王行为不端。
怪不得在那又是摆弄煤炉子，又是义愤填膺为汴京市民叫屈。
合该是年纪跟自己耍起心眼子呢，得好好教训教训了！
……
福宁殿。
黄青一进门就看到仁宗皇帝耷拉着脸，坐那冷冷看着他。
形势不对，气压有点低！
黄青见状急忙跑过去，作揖道：“恭请圣安……侄孙儿拜见姑祖父。”
他卖了个乖，该四时候就得怂。
仁宗皇帝冷哼一声：“少给朕嬉皮笑脸的，吧，关于邕王和兖王的事你还知道多少。”
黄青没有立刻回答，先是在怀里掏半，遮遮掩掩的把一块金铤“偷偷”塞给出宫请他的入内黄门。
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禀道：“启禀陛下，侄孙儿很安分，平时在家读书写字、骑马射箭，偶尔琢磨一些玩意，对于两位藩王的事知之甚少。”
仁宗皇帝看他的做派，差点气乐了，但为了保持威严，用力咳嗽一声。
严肃道：“知之甚少？那你告诉朕，为何知道邕王兖王私自设卡，那些围堵藩王宅子的人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“陛下明鉴！”黄青一脸委屈：“侄孙儿也是因为工坊的碳价上涨，好奇打听了一下，无意中得知两位藩王设卡的事，也是第一时间就跑来告诉陛下了。
但侄孙儿觉得是自己年幼，受了人蒙骗，两位藩王乃皇室宗亲，怎可能做出如此丧尽良之事？所以在向圣上禀明时，才没有出两位藩王的名号。
至于围堵藩王宅子的事…跟侄孙儿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最多就是侄孙儿漏了嘴，告诉那些碳商，是邕王兖王拿名帖让禁军捉人。”
黄青把自己责任一推二五六，顺便又给两位藩王上了眼药，至于仁宗皇帝信不信……
反正整个事件他只是动动嘴，没有参与具体行动，谁也拿不着自己的把柄。
料想仁宗皇帝也不会因此事跟自己较真。
黄青想的没错，仁宗皇帝确实没怀疑他故意针对两个藩王，但要这件事完全与他无关，仁宗是不信的。
皇城司可都调查出来，最近两位藩王对“琼露”果酒很是垂涎，黄青为了自保，揭露两饶丑事也能理解。
可理解归理解，不妨碍皇帝敲打黄青。
“哼！年纪就学会如此多歪门邪道，以后朕怎么放心对你委以重任？”
“多谢陛下！”这时候还不得打蛇随棍上？黄青深深一拜，“侄孙儿以后尽量改正，陛下金口玉言，委以重任的话侄孙儿铭记在心。”
“你……”
仁宗指着他，都不知道啥好了，就没见过在他面前这么没脸没皮的人。
不过仁宗还真就喜欢黄青这一套，非但没觉得他失礼，反而感觉黄青是没把他当外人。
皇帝都是寂寞的，坐上代表九五之尊的宝座，真就成了孤家寡人，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战战兢兢，生怕错一句话。
明明他从不会苛责任何人，可无论是宫女太监还是文武百官，都对他畏之如虎。
有时候想要找一个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。
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越来不像个正常人，这让他很是恐慌。
虽然手握下，但善良的他不想肆意妄为，于是按照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他怕自己的不正常，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暴君。
仁宗成功了，他的种种克制给自己博得了千古仁帝的美誉。
可死后的他却看不到这一牵
现在，黄青的诸多做派，让他觉得很亲切，从中找到了一些做长辈的乐趣。
想到这，仁宗表情变得和蔼，招手道：“别傻站着了，坐下吧…至于委以重任的事，年纪急什么，等你考取功名再。”
这就没事了？我还没开始发挥呢！
黄青老实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软凳上，然后好奇问：“姑祖父，私设石炭关卡的真是邕王和兖王啊？他们怎敢如此大胆，石碳可是关乎汴京百万平民的性命啊！陛下是怎么处理他们的？”
“哼！”提起这个仁宗就来气，狠狠道：“拦船压价确实是这两个混账做出的荒唐事，朕已经勒令他们补偿碳商的损失，并去宗正寺闭门思过三个月。”
黄青一脸的不可思议。
处罚的也太轻了吧！
此次可是藩王勾结朝廷机构为自己谋利，还私自调动禁军。
这么重的罪只罚点钱，关几个月禁闭？
我的皇帝陛下呀！仁，可不是这么用的！
仁宗见黄青如此表情，心中也不由一阵苦笑，他自己也知道对两位藩王处理的确有点不痛不痒。
但他又有什么办法？
邕王和兖王之所以入东京，是因为自己无子，在群臣逼迫下才招二人过来考察立嗣之事。
现今藩王犯错，群臣虽深觉丢人，可事已至此，跟二人绑定很深的百官，还是请求皇帝宽大处理。
沉没成本太高，车门被焊死，大臣们已经下不去车了。
面对黑压压一片跪地求情的文武们，仁宗皇帝就算再生气，也没办法狠狠惩治两位藩王，只能罚钱关禁闭了事。
这让仁宗皇帝感觉非常憋屈。
我儿子死了你们不关心，逼着我立嗣的是你们。
邕王、兖王有人君之相的也是你们。
邕王兖王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求情的还是你们！
我这个皇帝难道只是摆设？
皇帝的心情，士大夫们根本不在乎。
因为士大夫们觉得这个国家他们也有份。
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下可不是随便的，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，主要是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以及宰相、言官的制约。
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，包括律、敕、令、格、式，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夷法规，对于皇室、外戚、宦官，也有多种家法管束。
同时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，本朝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。
仁宗也没办法一意孤行，这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争取的结果了。
皇帝憋屈，却反过来安慰黄青道：“七你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狠狠申饬了那两个混账，他们不敢再向你家生意动手的。”
黄青不知道朝堂上的闹剧，坦然接受了仁宗皇帝的好意。
他倒不怕正常商业竞争，以他的经营手段，在市场营销方面能活活玩死千年前的古人。
奈何两位跋扈的藩王手段太过下作，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。
现在听到皇帝已经警告过两人，又关了他们禁闭，心里也不由松了口气。
同时对于安排后手、保留底牌的想法更加急迫，他讨厌这种把身家性命交在别人手里的感觉。
黄青决定，回去就着手增加底牌！
他出声道谢，的可怜兮兮：“多谢陛下关心，有了您的庇护，侄孙儿家的生意就不怕被人巧取豪夺了。
姑祖父您不知道，最近家父家母好几都睡不着觉，深怕半夜醒来，宅子里又失火了……”
仁宗皇帝通过皇城司也了解过酒坊差点失火的事，这也是他想从重处罚邕王兖王的原因：“好啦！不必如此惺惺作态，有什么事朕会给你做主的。”
提到生意，仁宗皇帝突然想到黄青之前关于一个酒坊养活几千户的话题。
这个问题他最近几确实一直在思考，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想法，准备拿来劝解黄青。
“七，商贾之中多狡猾之辈，你把心思多用在读书上，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
黄青撇了撇嘴，不屑道：“商贾奸猾，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？朝堂上多的是奸猾之辈。”
仁宗很不开心，斥责他：“不要妄议朝中官员！”
又苦口婆心道：“之所以商贾奸滑，其主要在于商人惯会囤积居奇、哄抬市价，君子喻于义，人喻于利。
如果朝廷鼓励商业，会让整个大宋充满铜臭，士人无心读书，百姓无心耕种，这绝非国家之福。”
黄青不敢苟同：“姑祖父，子曰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孔子他老人家都这么了，可见君子并不是非要跟商贾完全划清界限。
我曾听闻，南方已经有一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在经商了，他们把自己叫做儒商，奉行以义理财。”
“以义理财？”
仁宗仔细琢磨这句话，越琢磨越觉得颇有道理。
能没道理嘛，这话是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时的。
王安石着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义利之辨的思考。
要谈义利，先谈人性。
王安石推翻了孟子、荀子等饶观点，直追孔子的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
他认为性无所谓善恶，既不善，也不恶，纯靠后学习。
继而又，义与利并不对立，而是可以统一的。
公利便是大义，为国理财谈的是利，其结果却是义。还“一部《周礼》，理财居其半，周公岂为利哉？”
又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，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，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。
王安石的言辞黄青大部分都认同，但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就太过激进了。
他人有常性、常寿、常产，又不受骚扰盘剥，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。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，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，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。
可以简单的概括为：穷逼没资格谈义！穷逼别来扯道德！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，再通过道德教化，君子才能变多，社会才会安稳。
跟现代人理解的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类似。
只是当时的读书人还信奉“君子固穷”，意思是哪怕我再是穷逼也得以坚强的定力，不为物所累，不为名所感，不为利所动。
这也是义利之辨的核心冲突，到底是“义在利之先”还是“利在义之先”。
黄青不想挑起文化纷争，宋代的读书人都爱较真，真挑起义利之争。那好了，啥事都干不成，不定还会演化成党争，那时一帮朝中大臣就会啥正事不干，整都琢磨怎么给对方扯后腿。
现在他向仁宗解释的，仅是以商富国的道理，主要讲述怎么以商业手段，让各方都受益。
仁宗皇帝听了他的想法，皱眉道：“如果要做到商业兴旺，需要大量的钱——也就是你的资本流通起来，可我大宋一直处于钱荒中，根本没办法实现你的想法。”
黄青笑道：“起钱荒，大宋真的缺钱用吗？不，在我看来正常使用的钱是肯定不缺的，只是这钱都让大户们囤起来了。
朝廷采铜造钱，几经周转最终都会流到大户手里，大户们又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，只好把钱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造多少囤多少，钱都不流通，所以就有了钱荒。”
仁宗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但这是死结，你不可能拿刀逼着大户们把钱交出来吧，那不成土匪了？
黄青明白仁宗在想什么，解释道：“所以孙侄儿在想，有没有一种办法，让大户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主动把钱拿出来？”仁宗觉得这是方夜谭，他太知道那些大户们的德性，都是属貔貅的，只进不出，他摇头道：“大户们又不是傻子，怎会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这就是侄孙儿刚的，用商业手段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。”黄青详细解释：“比如我家的香皂，如果推广到全国，那么大户们每月至少要花几贯购买。
十万个大户每月就会拿出几十万贯的铜钱出来流通，而这些钱我又通过购买原料、发薪酬，流入到养猪的百姓、劳作的佣工手里，百姓们拿到钱后又会买吃穿用度的东西，钱就这么流通起来了。
朝廷每年也可从这些流通的钱里收到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贯的税收。岂不美哉？”
看仁宗没太在意，也是，几万十几万贯，对于大宋每年几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来，确实不值一提。
黄青加码：“陛下，这还只是单一的商品，如果有十种日用商品，年税收会在百万上下，百种商品就能达到千万。千万贯啊！”
闻听此言，仁宗开始认真思考起来。
其实黄青又在偷换概念了，不是所有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，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属于消耗品，同时又有这么高的适用性。
仁宗也很快想到了这点。
不等他询问，黄青继续忽悠：“至于其他商品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头绪，但还没有真正的成型，陛下也可以召集一些能工巧匠琢磨这件事。”
黄青想先改变最上层的观念，让大宋有研发创新的思维。
可惜，仁宗有些不以为然，黄青虽然了一些商业的好处，他也认可。但他仍旧认为这事有些不切实际，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让所有大户都愿意掏钱的商品？
见此情景，黄青决定继续给仁宗洗脑，先从根子上贬低传统单一的农经济：“陛下，从三皇治世到秦一统六国，再到汉唐及我朝，历朝历代都在重农抑商。
导致的结果就是靠吃饭。百姓的生活水平、物价、国家的强弱，都是由年景来决定的。年景好，则物贱、民安，国有库余；年景不好，则物价腾涨，民饥国穷。
而这也让不管是穷人也好，富人也罢，还是勋贵官宦，所有人在有了钱之后，都会置地囤钱，因为没有其他渠道盈利。
这又会导致土地兼并严重，毕竟大户囤钱多，抵御灾的能力更强，那些抵御不了灾的民只好把地卖给大户，投身当佃户。
大地主们可不会在乎佃农的死活，地给谁种不是种呢？
这又会变成一种情况，那就是灾年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，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化身为匪，当匪越来越多，就会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，形成席卷州县的兵灾。”
这话让仁宗深吸一口气，他想到了宋初王波、李顺起义，不就是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，席卷了整个川峡地区么。
这场起义的规模虽限制在川陕四路，但影响却很大，五十余年过去，而今仍陆陆续续有起义农民喊着这个口号，杀官造反。
仁宗对此不得不重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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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不是他主动去请安，而是仁宗皇帝派入内黄门强行把他拽过去的。
入内黄门，全称“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”，负责伺候皇帝皇后日常起居，也担任使者出宫宣布中旨，或者被派去监督外朝事务。
官职不高，从九品，却是皇帝身边亲近的人。
这人嘴有点严，打听半都没给自己一个准信，只圣上今日不高兴，让他注意点。
完还自以为透露了大的秘密，眼巴巴的看着黄青，准备讨个赏，就差直接伸手要了。
他知道这位爷最近有钱，出手贼大方。
黄青没搭理他，给钱也不是这么给的，这特么已经形成惯例了，太监帮忙传旨见皇帝，或多或少都要给一些。
他打算等到皇帝面前再表演，现在正琢磨着仁宗皇帝又在生哪门子气，还专门找上自己。
仁宗皇帝为啥会不高兴？
既是为了皇亲国戚挖自己墙根的事，也有埋怨黄青的意思在。
他认真调查过邕王和兖王私设石炭场的始末，后知后觉的才琢磨出味道来，原来上次黄青拐弯抹角就想两个藩王行为不端。
怪不得在那又是摆弄煤炉子，又是义愤填膺为汴京市民叫屈。
合该是年纪跟自己耍起心眼子呢，得好好教训教训了！
……
福宁殿。
黄青一进门就看到仁宗皇帝耷拉着脸，坐那冷冷看着他。
形势不对，气压有点低！
黄青见状急忙跑过去，作揖道：“恭请圣安……侄孙儿拜见姑祖父。”
他卖了个乖，该四时候就得怂。
仁宗皇帝冷哼一声：“少给朕嬉皮笑脸的，吧，关于邕王和兖王的事你还知道多少。”
黄青没有立刻回答，先是在怀里掏半，遮遮掩掩的把一块金铤“偷偷”塞给出宫请他的入内黄门。
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禀道：“启禀陛下，侄孙儿很安分，平时在家读书写字、骑马射箭，偶尔琢磨一些玩意，对于两位藩王的事知之甚少。”
仁宗皇帝看他的做派，差点气乐了，但为了保持威严，用力咳嗽一声。
严肃道：“知之甚少？那你告诉朕，为何知道邕王兖王私自设卡，那些围堵藩王宅子的人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“陛下明鉴！”黄青一脸委屈：“侄孙儿也是因为工坊的碳价上涨，好奇打听了一下，无意中得知两位藩王设卡的事，也是第一时间就跑来告诉陛下了。
但侄孙儿觉得是自己年幼，受了人蒙骗，两位藩王乃皇室宗亲，怎可能做出如此丧尽良之事？所以在向圣上禀明时，才没有出两位藩王的名号。
至于围堵藩王宅子的事…跟侄孙儿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最多就是侄孙儿漏了嘴，告诉那些碳商，是邕王兖王拿名帖让禁军捉人。”
黄青把自己责任一推二五六，顺便又给两位藩王上了眼药，至于仁宗皇帝信不信……
反正整个事件他只是动动嘴，没有参与具体行动，谁也拿不着自己的把柄。
料想仁宗皇帝也不会因此事跟自己较真。
黄青想的没错，仁宗皇帝确实没怀疑他故意针对两个藩王，但要这件事完全与他无关，仁宗是不信的。
皇城司可都调查出来，最近两位藩王对“琼露”果酒很是垂涎，黄青为了自保，揭露两饶丑事也能理解。
可理解归理解，不妨碍皇帝敲打黄青。
“哼！年纪就学会如此多歪门邪道，以后朕怎么放心对你委以重任？”
“多谢陛下！”这时候还不得打蛇随棍上？黄青深深一拜，“侄孙儿以后尽量改正，陛下金口玉言，委以重任的话侄孙儿铭记在心。”
“你……”
仁宗指着他，都不知道啥好了，就没见过在他面前这么没脸没皮的人。
不过仁宗还真就喜欢黄青这一套，非但没觉得他失礼，反而感觉黄青是没把他当外人。
皇帝都是寂寞的，坐上代表九五之尊的宝座，真就成了孤家寡人，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战战兢兢，生怕错一句话。
明明他从不会苛责任何人，可无论是宫女太监还是文武百官，都对他畏之如虎。
有时候想要找一个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。
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越来不像个正常人，这让他很是恐慌。
虽然手握下，但善良的他不想肆意妄为，于是按照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他怕自己的不正常，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暴君。
仁宗成功了，他的种种克制给自己博得了千古仁帝的美誉。
可死后的他却看不到这一牵
现在，黄青的诸多做派，让他觉得很亲切，从中找到了一些做长辈的乐趣。
想到这，仁宗表情变得和蔼，招手道：“别傻站着了，坐下吧…至于委以重任的事，年纪急什么，等你考取功名再。”
这就没事了？我还没开始发挥呢！
黄青老实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软凳上，然后好奇问：“姑祖父，私设石炭关卡的真是邕王和兖王啊？他们怎敢如此大胆，石碳可是关乎汴京百万平民的性命啊！陛下是怎么处理他们的？”
“哼！”提起这个仁宗就来气，狠狠道：“拦船压价确实是这两个混账做出的荒唐事，朕已经勒令他们补偿碳商的损失，并去宗正寺闭门思过三个月。”
黄青一脸的不可思议。
处罚的也太轻了吧！
此次可是藩王勾结朝廷机构为自己谋利，还私自调动禁军。
这么重的罪只罚点钱，关几个月禁闭？
我的皇帝陛下呀！仁，可不是这么用的！
仁宗见黄青如此表情，心中也不由一阵苦笑，他自己也知道对两位藩王处理的确有点不痛不痒。
但他又有什么办法？
邕王和兖王之所以入东京，是因为自己无子，在群臣逼迫下才招二人过来考察立嗣之事。
现今藩王犯错，群臣虽深觉丢人，可事已至此，跟二人绑定很深的百官，还是请求皇帝宽大处理。
沉没成本太高，车门被焊死，大臣们已经下不去车了。
面对黑压压一片跪地求情的文武们，仁宗皇帝就算再生气，也没办法狠狠惩治两位藩王，只能罚钱关禁闭了事。
这让仁宗皇帝感觉非常憋屈。
我儿子死了你们不关心，逼着我立嗣的是你们。
邕王、兖王有人君之相的也是你们。
邕王兖王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求情的还是你们！
我这个皇帝难道只是摆设？
皇帝的心情，士大夫们根本不在乎。
因为士大夫们觉得这个国家他们也有份。
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下可不是随便的，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，主要是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以及宰相、言官的制约。
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，包括律、敕、令、格、式，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夷法规，对于皇室、外戚、宦官，也有多种家法管束。
同时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，本朝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。
仁宗也没办法一意孤行，这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争取的结果了。
皇帝憋屈，却反过来安慰黄青道：“七你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狠狠申饬了那两个混账，他们不敢再向你家生意动手的。”
黄青不知道朝堂上的闹剧，坦然接受了仁宗皇帝的好意。
他倒不怕正常商业竞争，以他的经营手段，在市场营销方面能活活玩死千年前的古人。
奈何两位跋扈的藩王手段太过下作，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。
现在听到皇帝已经警告过两人，又关了他们禁闭，心里也不由松了口气。
同时对于安排后手、保留底牌的想法更加急迫，他讨厌这种把身家性命交在别人手里的感觉。
黄青决定，回去就着手增加底牌！
他出声道谢，的可怜兮兮：“多谢陛下关心，有了您的庇护，侄孙儿家的生意就不怕被人巧取豪夺了。
姑祖父您不知道，最近家父家母好几都睡不着觉，深怕半夜醒来，宅子里又失火了……”
仁宗皇帝通过皇城司也了解过酒坊差点失火的事，这也是他想从重处罚邕王兖王的原因：“好啦！不必如此惺惺作态，有什么事朕会给你做主的。”
提到生意，仁宗皇帝突然想到黄青之前关于一个酒坊养活几千户的话题。
这个问题他最近几确实一直在思考，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想法，准备拿来劝解黄青。
“七，商贾之中多狡猾之辈，你把心思多用在读书上，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
黄青撇了撇嘴，不屑道：“商贾奸猾，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？朝堂上多的是奸猾之辈。”
仁宗很不开心，斥责他：“不要妄议朝中官员！”
又苦口婆心道：“之所以商贾奸滑，其主要在于商人惯会囤积居奇、哄抬市价，君子喻于义，人喻于利。
如果朝廷鼓励商业，会让整个大宋充满铜臭，士人无心读书，百姓无心耕种，这绝非国家之福。”
黄青不敢苟同：“姑祖父，子曰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孔子他老人家都这么了，可见君子并不是非要跟商贾完全划清界限。
我曾听闻，南方已经有一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在经商了，他们把自己叫做儒商，奉行以义理财。”
“以义理财？”
仁宗仔细琢磨这句话，越琢磨越觉得颇有道理。
能没道理嘛，这话是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时的。
王安石着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义利之辨的思考。
要谈义利，先谈人性。
王安石推翻了孟子、荀子等饶观点，直追孔子的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
他认为性无所谓善恶，既不善，也不恶，纯靠后学习。
继而又，义与利并不对立，而是可以统一的。
公利便是大义，为国理财谈的是利，其结果却是义。还“一部《周礼》，理财居其半，周公岂为利哉？”
又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，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，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。
王安石的言辞黄青大部分都认同，但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就太过激进了。
他人有常性、常寿、常产，又不受骚扰盘剥，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。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，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，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。
可以简单的概括为：穷逼没资格谈义！穷逼别来扯道德！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，再通过道德教化，君子才能变多，社会才会安稳。
跟现代人理解的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类似。
只是当时的读书人还信奉“君子固穷”，意思是哪怕我再是穷逼也得以坚强的定力，不为物所累，不为名所感，不为利所动。
这也是义利之辨的核心冲突，到底是“义在利之先”还是“利在义之先”。
黄青不想挑起文化纷争，宋代的读书人都爱较真，真挑起义利之争。那好了，啥事都干不成，不定还会演化成党争，那时一帮朝中大臣就会啥正事不干，整都琢磨怎么给对方扯后腿。
现在他向仁宗解释的，仅是以商富国的道理，主要讲述怎么以商业手段，让各方都受益。
仁宗皇帝听了他的想法，皱眉道：“如果要做到商业兴旺，需要大量的钱——也就是你的资本流通起来，可我大宋一直处于钱荒中，根本没办法实现你的想法。”
黄青笑道：“起钱荒，大宋真的缺钱用吗？不，在我看来正常使用的钱是肯定不缺的，只是这钱都让大户们囤起来了。
朝廷采铜造钱，几经周转最终都会流到大户手里，大户们又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，只好把钱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造多少囤多少，钱都不流通，所以就有了钱荒。”
仁宗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但这是死结，你不可能拿刀逼着大户们把钱交出来吧，那不成土匪了？
黄青明白仁宗在想什么，解释道：“所以孙侄儿在想，有没有一种办法，让大户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主动把钱拿出来？”仁宗觉得这是方夜谭，他太知道那些大户们的德性，都是属貔貅的，只进不出，他摇头道：“大户们又不是傻子，怎会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这就是侄孙儿刚的，用商业手段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。”黄青详细解释：“比如我家的香皂，如果推广到全国，那么大户们每月至少要花几贯购买。
十万个大户每月就会拿出几十万贯的铜钱出来流通，而这些钱我又通过购买原料、发薪酬，流入到养猪的百姓、劳作的佣工手里，百姓们拿到钱后又会买吃穿用度的东西，钱就这么流通起来了。
朝廷每年也可从这些流通的钱里收到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贯的税收。岂不美哉？”
看仁宗没太在意，也是，几万十几万贯，对于大宋每年几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来，确实不值一提。
黄青加码：“陛下，这还只是单一的商品，如果有十种日用商品，年税收会在百万上下，百种商品就能达到千万。千万贯啊！”
闻听此言，仁宗开始认真思考起来。
其实黄青又在偷换概念了，不是所有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，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属于消耗品，同时又有这么高的适用性。
仁宗也很快想到了这点。
不等他询问，黄青继续忽悠：“至于其他商品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头绪，但还没有真正的成型，陛下也可以召集一些能工巧匠琢磨这件事。”
黄青想先改变最上层的观念，让大宋有研发创新的思维。
可惜，仁宗有些不以为然，黄青虽然了一些商业的好处，他也认可。但他仍旧认为这事有些不切实际，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让所有大户都愿意掏钱的商品？
见此情景，黄青决定继续给仁宗洗脑，先从根子上贬低传统单一的农经济：“陛下，从三皇治世到秦一统六国，再到汉唐及我朝，历朝历代都在重农抑商。
导致的结果就是靠吃饭。百姓的生活水平、物价、国家的强弱，都是由年景来决定的。年景好，则物贱、民安，国有库余；年景不好，则物价腾涨，民饥国穷。
而这也让不管是穷人也好，富人也罢，还是勋贵官宦，所有人在有了钱之后，都会置地囤钱，因为没有其他渠道盈利。
这又会导致土地兼并严重，毕竟大户囤钱多，抵御灾的能力更强，那些抵御不了灾的民只好把地卖给大户，投身当佃户。
大地主们可不会在乎佃农的死活，地给谁种不是种呢？
这又会变成一种情况，那就是灾年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，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化身为匪，当匪越来越多，就会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，形成席卷州县的兵灾。”
这话让仁宗深吸一口气，他想到了宋初王波、李顺起义，不就是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，席卷了整个川峡地区么。
这场起义的规模虽限制在川陕四路，但影响却很大，五十余年过去，而今仍陆陆续续有起义农民喊着这个口号，杀官造反。
仁宗对此不得不重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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